大年初三，我随爸爸一起去郑伯伯家拜年。郑伯伯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是爸爸大学时的同学，用爸爸的话说，他们是几十年的老友。我们刚进门，爸爸和郑伯伯“畅叙友情”尚未开始，门铃响了，又来两个拜年的，这是一对年轻夫妇，说上几句客气话，那位女士便开始发红包：这是这儿拜年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。她先发给我们几个小孩，然后又给郑伯伯家的老太太一个。老太太乐呵呵地接过来，正欲往口袋里塞，忽听那位女士急促地说道：“哎呀，老太太，真是对不起，红包有点……来，我给您换个大的。”老太太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不情愿地把红包塞过去，那位女士也不好意思地递过去另一个红包，客厅里一时无人说话，大家都觉得有些尴尬。我想事情总该告一段落吧，但这位女士仍然坐立不安，手在衣袋里不停地摸着。坐了一会儿，她起身去卫生间，我判断她是去检查她的红包去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她回来后，清秀的脸更红了，堆着尴尬的笑容，对老太太说：“老太太，红包又搞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应该给您这个。”说着，又递过一个大点的红包，老太太愤愤地把口袋里已略带体温的红包拿了出来。
过了片刻，年轻夫妇起身告辞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听爸爸和伯伯从“峥嵘岁月”谈到“今日辉煌”。他们正说得热闹，又来了一位男士。他进来就给郑伯伯的儿子——６岁的小涛一个胀鼓鼓的红包，从他的言谈中得知是求郑伯伯帮他办点事，突然小涛发出惊叫声：“这么多！”大家抬头一看，见小涛已把红包中的钱取出放在桌面上，100元一张的，瞧！那一些少说也有几千元。郑伯伯红了脸说：“你……这是干什么！”客人说：“新年嘛，大吉大利图个好兆头！”嘴上这样说，脸上却有几分尴尬。我和爸爸也尴尬万分，匆匆逃离郑伯伯家。
发红包本来是讨个吉利，可今年过年，红包带来的尴尬远远超过给我的欢乐。这该怪谁呢？